据明万历间宋应星对侨居扬州盐商的估算，利润在30％左右，当铺利率一般在二三分。徽商利润，一部分转化为资本；个别投资于产业，如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阮弼在芜湖开设染坊，江长公在房村制造酒曲；更多的流向是课税、捐输、捐资办学、投资土地、投资公益建设或供挥霍。清初两淮盐纲课税只有90余万两，加上织造等课，也只有180余万，至乾隆年间竟达400余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歙县江春等盐商为佐平金川军需，一次就捐银400万两。乾隆间，歙县盐商鲍志道曾捐3000金修紫阳书院，捐8000金修山间书院。至于投资家乡建设，仅歙县在明代就有祠堂、牌楼、佛寺、道观、桥梁、路亭300余处，清代投资就更多。有些徽商还以利润所得置田产，作为宗祠、义学收益，或传给子孙JXt中国徽文化网
后代。如明代祁门商人胡天禄曾购输300亩为义田，以供祠堂祭祀之用。徽商发迹之前，尚能俭朴度日，一旦发迹致富，有些人即大肆挥霍，生活奢靡之至。徽商利润的流向有其时代性，没有能够扩大再生产，为其败亡埋下伏笔。徽商是怎么衰落的JXt中国徽文化网
    徽商崛起于明代中叶，由盐业起家，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到了清道光时期，随着封建统治的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州盐商的处境愈来愈为困顿。歙县盐商巨子江春到了晚年，已不得不靠皇币以资营运。道光十二年(1832年)，官府在盐场附近设局课税，不论谁，凡缴足盐税，即可领标运盐，销售各地，打破了原来由徽商控制的官商一体的包销制。靠盐业发迹，进而控制盐业专利的徽商，适应不了再度开放、自由竞争的局面，开始衰落。继而典当业也因外国洋行的侵入而中落。茶商、木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商路阻断，亏耗不可胜数。尤其是帝国主义入侵，外来资本渗入，以及受近代思想洗礼，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浙江财阀的兴起，封建生产方式逐渐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商业经营方式渐异于往昔。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限制在贩卖销售的商业范围之内，甚至渐渐与旧式手工业和农业失去紧密的联系，所贩卖销售的货物，差不多都是从外地或本地的生产者或贩运者手中购来的。势必要受人宰割，仰人鼻息，不能占有操纵、垄断、独占的支配地位，开始走下坡路。但部分徽州商人在外来资本和官僚资本这两股势力夹击下，顽强抗争。如“红顶商人”胡雪岩、“地皮大王”程霖生曾一度辉煌，但这毕竟只是徽商衰运中的微光。他们同帝国主义没有关系，同新军阀官僚没有渊源，在同新财阀的竞争中败，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