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历史之谜。天朝帝国进入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鼎盛时期，史称康乾盛世。乾隆年间，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人口第三，科学技术也处在世界前列，江宁（今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俱是人烟密集、金粉楼台的国际性大都市，徽商、晋商纵横捭阖，富可敌国。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到19世纪之后统统不见了。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船坚炮利、城下之盟、丧权辱国，一系列惨痛的记忆至今仍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大历史题材。  UJL中国徽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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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遗憾的是，国人对待这段历史，激愤有余，沉思不足。一个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流行的观点是“如果没有列强入侵，中国社会也会逐渐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因为据说17世纪之后中国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说，中国的近代化历史进程是被列强侵略打断了。这种“打断论”在近年又衍生出了“中国可以说不”的“不论者”以及“21世纪将是亚洲人世纪”的“亚洲价值观论者”。  UJL中国徽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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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18、19世纪中国这一段“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并曾试图对这一段中国历史做出解释。李约瑟博士终生研究中国科技史，他被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所惊骇，同时又对中国近代的突然落伍困惑不已。这是有名的李约瑟之谜；马克斯·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中国未能成功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理性资本主义，主要原因是缺乏一种特殊宗教作为鼓舞力量。韦伯的观点只能算是深刻的一偏之见。文化、精神、观念固然很重要，但不应过分夸大，这些因素是产生近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韦伯的观点我们可以概括为“文化决定论”；汤因比、费正清等人提出“挑战回应”说，认为中国近代化进程是西方外来的强力挑战与中国内部不断地被动回应、调整的过程。与“打断论”反其道而行之，“挑战回应”说恰恰认为是外来强力的入侵才启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与传统、沿海与内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不断冲击不断调整的过程。这是一种“外因决定论”，这种观点低估了中国人自主改革开放的能力和信心；中国当代学者顾准、李慎之认为是中国古代典型的集权主义、专制主义传统阻滞了其近代化过程，大一统的王权政治框架之下，产生不了基于西方城邦民主、民间自治、个性独立之上的资本主义。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已经接近真理的内核。  UJL中国徽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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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最能圆满解答中国近代化之谜的应当是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诺斯以“经济人理性”、“等价交换”这些浅显的经济学道理重新审视历史进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作为一个中国人，细读诺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技术与经济结构变迁》等著作，反观18、19世纪之中国，会为这艘东方古船怎样一步一步渐渐偏离世界近代化主流而震撼。  UJL中国徽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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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试以近代以前徽商为例，以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工具，来探讨一下所谓“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缘何萎缩的问题。这也是解读中国近代化之谜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UJL中国徽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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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煌：  UJL中国徽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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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  UJL中国徽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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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学者曹聚仁在《万里行记》中说：“扬州成为世界城市，有1500年光辉的历史，比之巴黎、伦敦更早。它是我们艺术文化集大成的所在，比之希腊、罗马而无愧色。”“天下三分明月，二分独照扬州”，说的是人间仙境。“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说的是人生至乐。 UJL中国徽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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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扬州繁华的基础是什么?是盐务和漕运，而这两项业务基本都由徽商垄断。直到现在，扬州的说书人还有“这扬州城原是徽州殖民地”的说辞，扬州人以自己祖籍徽州而引以为荣。  UJL中国徽文化网
    明清时期徽商之富，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清代乾隆年间，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乾隆末，中国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每年85万两。大宗出口商品当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大商人江春、鲍蔌芳、胡天注、汪定贵、胡雪岩、程量越等名震南北，雄居一方；苏北的仪征、淮安等地由于盐业市场的繁荣也曾“舟楫停阜，望之隐约城郭”。整个东南沿海凡是交易频繁的地方都有徽商出没，时人有“无徽不成镇”之说；《红楼梦》前几十回中描写荣宁二府的豪奢只是盐商们平日生活的折射，就连乾隆也六下江南大有乐不思蜀之慨。众徽商为博得龙颜大悦，占尽风光，出尽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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