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徽州历史档案作为一种新史料，它促进了一门新学科，即徽学的形成和发展。PiF中国徽文化网
        徽学的形成，虽然不能仅仅说是由徽州历史档案引起的，但它对徽学的形成和发展确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徽州历史档案发现以前，即20世纪50年代以前，徽州研究，绝大多数偏重于徽州人物等专题方面的研究，如20世纪初的黄宾虹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金声研究、王茂荫研究，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俞正燮研究等等。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徽商研究，也是在中国商业史的专题研究中出现的。如最早研究徽商的藤井宏、傅衣凌，都是在做其他专题时才发现和研究徽商的。在徽州，历史档案发现之前，徽州研究远没有形成徽学。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徽州历史档案的大量公布，运用徽州历史档案研究徽州社会和历史的论文论著层出不穷。我们曾对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发表的866篇徽学论文作过统计，这期间利用徽州历史档案的论文有304，占总数的35．1％。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运用徽州历史档案研究的论文为13篇，占当时发表论文的15．7％。20世纪80年代开始，运用徽州历史档案研究徽州的论文骤增，达66篇，占当时论文数的26．9％。20世纪90年代运用徽州历史档案研究的有225篇，占当时数量的41．8％。从这种统计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徽学研究中徽州历史档案的运用和研究逐年增多，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运用徽州历史档案研究徽州各种历史现象，已成为徽学研究和发展的一种新特征。作为一门真正的新学科，徽学的成熟和引起广泛的世界性关注，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徽州历史档案的大量发现、公布和研究，无疑是孕育这种成熟和引起世界广泛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徽学形成自身学术研究特点和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徽学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学者们就曾提出过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自徽州文书发现以来，一个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 —徽学在学术界逐渐形成，并日益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栾成显研究员明确指出：“徽学的兴起，是与数量庞大、研究价值极高的徽州文书的遗存，以及对其整理和研究密切相关的。”综合徽学形成和发展历史，严桂夫、王国键则进一步认为，“徽学作为一门学科，它是以20世纪30、40年代开始的徽州各种专题研究为萌芽，以20世纪50年代徽州文书档案发现为契机，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徽州文书档案和徽州文化的研究兴起而形成和兴起的”，“徽州文书档案的发现及其研究，是徽学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和基础，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叶显恩也认为“徽学的兴起，当以新资料的大量发现为其直接的导因”。徽州历史档案促进了徽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印证厂王国维的一句名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PiF中国徽文化网
        2，徽州历史档案对中国学术研究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它不仅促进了徽学的形成和发展，更促进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和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方法变革和发展具有重大作用。PiF中国徽文化网
        除徽学以外，徽州历史档案对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哲学、文化学、民俗学、人类学、人口学、文书学、档案学、史料学等多学科研究具有重大作用。比如，在社会学方面，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叶显恩、章有义、彭超、刘和惠、陈柯云等人通过对徽州历史档案的研究，对这一重大问题都有一些论述和看法。在中国传统社会变迁和转型、民间社闭的组成与社会关系、区域社会与传统中国等重大问题研究上，周绍泉、唐力行、郑力民、赵华富、刘淼、涩谷欲子等也取得了颇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学方面，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和货币发展问题，傅衣凌、刘和惠等从契约研究中得出了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迟滞性和货币经济的不成熟性之结论。在中国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及其分化、整合、转型问题，农村经济资源的支配、管理和使用问题，地域经济的特点、发展与近代化等问题上，叶显恩、章有义、栾成新宫学等学者也有不少研究。在法学上关于产权转移法律程序和规定、国法与私约、官府的审判与民间自生秩序、民间规范秩序的内在结构和类型等问题研究上，周绍泉、卞利、阿风、臼井佐知子、中岛乐章、权仁溶等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在民俗学的民间财产继承与诸子均分、民间家庭结构和类型、民众生活及社会变迁等问题上，栾成显、王振忠等专家学者也利用徽州历史档案取得了一些重大成果。这些充分说明，徽州历史档案研究，对中同学术研究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力地推动和促进厂中国学术的发展。正由于如此，美国有学者认为徽州历史档案“是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的关键， 日本有学者认为它“作为今后明清社会史研究的中心史料群备受期待”。PiF中国徽文化网
        徽州历史档案对中国学术方法的变革和发展也具有重大作用。日本学者臼井佐知子曾指出：“徽州研究的大特征可以说还是其丰富的资料。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周绍泉也认为，“研究社会实态是历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徽州文书为这种按历史本来面貌做综合实态研究创造厂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能否把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徽州文书，或扩大一点，将其厘定为以徽州文书为代表的历史文书档案，看作我们这个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材料呢?”作为一种系统的综合的原始材料，徽州历史档案研究可以影响徽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从而对中国学术综合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综合研究又称为无学科研究，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一种新兴研究方法，其最典型的例子即是闻名世界的“圣塔菲研究所”。据《中国青年》1997年第10期报道，这个研究所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它成立于1984年，目前只有6个专职研究人员，却聘请了50多位所外教授，有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士、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在这里做短期工作。它每年拿出90多篇能在一级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出两份杂志。研究者都是各学科中赫赫有名的大家，一大批都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这些研究经济学、物理学、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在一起讨论研究，互有启发，收获很大。他们觉得科学似乎到了一个关口，在它从最初的综合走向分化以后。现在正面临着新的大整合。作为—门新兴的学科，徽学能够为这种大整合提供一种方法论的探索和实践，而系统、完整的徽州历史档案正是这种探索所必然依赖的墓础性史料，正如殷墟甲骨、敦煌遗书等为中国20吐纪学术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和变化—样，徽州历史档案必将为中国2l世纪学术发展在方法论卜带来质的飞跃。PiF中国徽文化网
        3．徽州历史档案对现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大作用。PiF中国徽文化网
        历史档案作为人类智慧征服自然的积累，其产生和保存的目的，就是指导后入不断改造自然和社会，为后人服务的。通过开发利用历史档案，我们可以找出当今可资利用的东西，变历史“死资料”为“活参谋”。在利用历史档案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徽州有成功的例子。如徽州地区就曾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历史档案，对屯溪老街进行厂规划改造。新安江的疏浚开发、皖赣铁路的兴建等，都参考利用了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大量档案。在未来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徽州历史档案还将发挥更大作用。PiF中国徽文化网
        徽州历史档案中记录了大量的综合历史数据，对我们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有很大帮助。一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把握一些重大问题。在研究这些重大问题时，历史档案是不可缺少的。如徽州的历史基础如何、经济发展后劲问题、生产结构的调整问题等，弄清这些问题，都需要历史档案作为参考。而历史上徽州曾开展过多次社会经济重大问题调查。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徽州地区就曾开展过农村社会调查，形成厂完整的调查档案。在宣统三年(1911年)，徽州地区也进行了一次农村调查，这次调查形成的部分原始档案现收藏在安徽省档案馆。这些难得的调查材料，是我们了解徽州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依据。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找出徽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为我们制定发展规划提供历史借鉴。比如，从系统的历史档案中，我们可以研究出徽州兴衰的一些历史经验和规律。在哪种情况下，徽州的经济和社会是发展的?徽州经济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机是哪一时期?在哪种情况下，徽州经济容易处于停滞?如何采取相应的措施发展经济?气候、灾害等自然异常情况的发生，由于历史档案中有大量记载，更是我们了解自然灾害周期性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重要参考依据。研究徽州历史档案，对我们现今了解徽州社情、民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PiF中国徽文化网
        徽州历史档案还具有自身所特有的一些不可替代的经济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档案自身潜在的经济信息价值。通过挖掘整理，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比如，徽州契约中记载有山林养护、伐运等内容，可以为林业生产利用。关于村落和自然山水和谐开发和保护的内容，可以给今天的“可持续发展”以有益启示。徽州商业档案中，记载徽商经营策略、经营项目、经营路线等，通过整理研究，可以为商业活动打开更为广阔的市场。徽州文化艺术档案中，更有许多可以挖掘继承的精华。如徽墨、歙砚、徽漆及纸笔等工艺，完全可以依据其原始档案研究开发，继承和发扬其传统制作技术，创造新的经济效益。另外还有茶、丝、漆、木、竹、瓷土等土特名产，也可以从历史档案中悟出新的发展思路。二是徽州历史档案本身就是一种旅游资源，是一种较高品位的入文景观。中国地域性古文化研究在世界上产生重大影响的要数敦煌学、藏学和徽学。其中敦煌已成为国际旅游热点，其主要旅游资源之一即在辉煌的敦煌古文化。徽州区域已有了闻名寸：世的黄山自然景观。完全可以利用与敦煌文化相齐名的徽州古文化遗产，在入文景观上再推出一个“黄山”。徽州历史档案是高文化品位的旅游资源，只要进行有效规划和开发，对发展黄山区域经济乃至安徽经济一定会产生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