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至宋，徽州之上屡设宣、歙、池观察使。如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设宣州观察使，领徽、宣、池三洲，治在宣州。五代十国其纠合分离的隶属之缘，使得徽、宣有着相互依存的沿革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相同的文化亲缘，因而宣笔又称“徽笔”，也有将宋代新安吕道人、吕大渊、张遇、汪伯立等归入宣州制笔大家名下。Jdv中国徽文化网
        汪伯立，歙县人。南宋理宗朝新安制笔名家之一，所制之笔列入“贡品”。是新安文房四宝在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产品之一。Jdv中国徽文化网
        徽州著名的制笔名手除汪伯立外，还有北宋年间的吕道人、吕大渊和张遇等。他们都早于汪伯立。张遇是北宋熙宁、元丰间著名制墨家，以制“贡御墨”闻名于世，制笔之名为制墨所掩，制笔技术也著称于世，影响很大。制笔只是文房用具业务之一，这也充分说明早在宋代，徽州文房工具已经不是单项经营的手工艺了，而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系列产品。Jdv中国徽文化网
        唐末宋初，宣州有著名笔工诸葛氏，世守其业而不失，黄庭坚、欧阳修对诸葛氏制笔都有很高的评价。有一种说法认为宣州笔对歙州有过影响，指的就是诸葛氏，或说歙州吕道人在诸葛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但黄庭坚在《山谷笔说》中认为：“歙州吕道人，非为贫而作笔，故能工。”超凡脱俗的道家制笔，显然不同于世代以制笔谋生的诸葛氏。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中说黄庭坚曾有过评价：“黟州吕大渊悟韦仲将(曹魏名将韦诞)作笔法，为余作大小笔二十余支，无不可人意。见余家有割余狨毛，则以作丁香笔，周施可人。”由于朝代更替频繁，沿革混乱，所谓黟州当为文人的笔误，从历史上看，南唐以后黟州始终是歙州的一个县，吕道人、吕大渊很有可能是一个人，或同一个家族制笔传人。吕氏制笔一个出于仙道之雅，另一个是悟出了三国韦仲将的作笔法，他们的成就都在诸葛氏之上。如果这个评价还不够明确，黄庭坚在《笔说》中对新安张遇的评价就是十分肯定了：“张遇丁香笔，捻心极圆，束颉有力，可学徐季海‘禹庙诗’字。侍其瑛、诸葛元，皆不能也。”侍其瑛是宋神宗元丰中入太学为公卿士大夫制笔的名家，诸葛元则为诸葛高之后，都是一时名手，但他们都在新安张遇之下。可见对包括后起之秀汪伯立在内的徽州制笔影响之大。Jdv中国徽文化网
        元代徽笔一度为湖笔所掩，但徽州名工代不乏人，宋元以后的宣笔也为徽笔或称新安笔取代，制笔名工几乎全部都是新安人，如詹斗山、詹素文、胡竹溪、张天宝、曹素功、胡开文等。徽州人开设的笔庄墨肆遍及全国各大城市，有的笔庄老店直到光绪年间还在经营，即使是在元代湖笔盛行的吴兴，还照样有许多徽州笔工散居在那里，顽强地开设笔庄，以争得一席生存之地。由于徽州文房四宝的整体优势，源于秦代蒙恬的宣州制笔中心早已转移到了徽州，所以历史上经典制笔不在宣州而在新安。